从经济、政治和军事发展层面，分析至武帝时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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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汉朝和匈奴有着历史绕不开、抹不去的关系，两者时友时敌时亲，有蜜月期，有冷战期，有开战期，两位好像只隔着一堵墙——长城的邻居，不过这邻里关系变幻莫测。国与国之间不大都如此吗？因利益相同而聚集在一起，因利益相反而分道扬镳。近代史学界总结，影响汉匈关系的主要四大要素是：汉匈双方相互的民族政策、游牧民族的南下侵扰、生态环境与自然灾害和民族迁徙与大范围移动。西汉和匈奴关系的演变促进了这一时期民族融合居民的形成，使得双方经济与文化交流愈发频繁且友善。这还促使着匈奴、乌桓、鲜卑等逐步内迁与汉化，西域等地也随着时间逐渐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汉匈之间经济往来的表现形式主要是贡品、外交礼物、合法及违法的常规贸易，大致上是融洽的，这样的经济交往也表示出国家之间平等或是不对等的地位。可是，两个朝夕相处十余年的普通人的关系都不是当事人一句话两句话能讲清楚的，况且两个人口相加起来有数千万的超级大国，经历数百年时间，关系自然变化莫测。汉朝是中原华夏正朔，是农耕民族；匈奴居住在北方广袤无垠的大草原，是游牧民族；各自的民族特性不同，文明发展程度也是高度不同，强弱不会一成不变，而是会跟着时间所转变。

俗话说得好：打铁还需自身硬。西汉从和亲和岁贡，走向战争和称霸，根源所在不是外在因素，而是在西汉自身综合国力的逐步提升。

封建经济的蓬勃发展

近代大思想家马克思认为：国家政治权利的存在和发展依赖于社会生活的经济条件。农业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国家民族整体发展状况、水平的主要标志。农业经济代表着稳定，代表着可持续，代表着越来越好，而游牧经济则是恰恰相反。西汉是以农业立国，农业经济从衰败走向着兴盛，决定着西汉国力由弱转强。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话放到任何时代都行得通，算得上大道理。民众饭都吃不饱，哪来心思复兴国家、建设国家；国家哪来力量保卫自己，行使霸权和不受欺负。所以这是影响汉匈关系演变的一项重要因素，尤其是汉高祖时期到汉武帝时期。

由于秦朝暴政和秦末战乱，汉朝初年百业俱废，封建农业经济残破不堪，连带着国家贫弱，天子找不齐四匹毛色纯一的骏马驾车，大将和宰相外出得乘牛车，民间百姓也没有粮食储存。“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一石要五千钱，人只能吃人，死的人过总人数的一半。“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同时大量流民存在各地，扰乱着社会治安，造成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不足，引起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恢复。百姓穷，经济贫弱不景气，因此汉朝初期的赋税既少又不稳定，即便是全国上下的官吏贤能爱民和高堂上的天子雄才伟略，也不会有什么作为，能够维持国家运转且不被外敌入侵就已是极不容易。

匈奴的不断南下侵扰，让无法支撑起巨大军费开支的西汉消极对待，无法采取实实际的军事行动抵御匈奴。于是在白登之围后彻底服气的大汉君臣，对匈奴采取和亲和送财物等政策，简直是有求必应，只要你要，只要我有，忍气吞声地换取国内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宝贵时间。高祖时期，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同时颁布复原军队之“兵皆罢归家”令，解放奴婢，令“民以饥饿而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鼓励民众从事农业。汉惠帝和吕后时期亦是如此，能不“做事”尽量不做。

文帝时期，继续之前的政策，不过已经在积极备边，并且天子亲率群臣视察汉匈边境防御工事，还进一步移民实边发展屯田，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还为国家节省下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减少边境物资转运），让朝廷压力进一步减小。景帝时期，赋税徭役制度被改革，田租减为三十税一，时人眼中几乎不收税。

几十年的农业生产安定，使得武帝时期的西汉经济非常繁荣，已达到国富民强的目标：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馀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雄厚的经济基础决定着西汉国力大大增强，为汉武帝反击匈奴提供了基本的物质条件，不至于连作为都作为不了的景象出现。刘彻在位时期，西汉已有足够的钱粮财货武力反击匈奴，不用再逆来顺受，不用再看匈奴人的心情好坏来判断其是否会南下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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