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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与现实中唐文学家对农业经济的关注以韩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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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核心地区的农业经济遭到了严重地破坏,如河南地区战后惨不忍睹:“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棘,豺狼所嗥…
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核心地区的农业经济遭到了严重地破坏,如河南地区战后惨不忍睹:“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棘,豺狼所嗥……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 ”[1](卷120《郭子仪传》,P3457);“洛阳四面数百里 ,州县皆为丘墟 ” [2](卷222上元二年三月,P7112)。中原地区大量百姓逃往南方:“自至德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
[1](卷39《地理志二》,P1552)战后长期的兵连祸结造成的社会动荡日趋严重,给社会政治、经济带来了极大地影响,同时对人们的思想造成了较大地震动。一些士大夫坐不住了,他们开始揭露社会问题,提出要进行经济改革,对唐代经济的恢复提出了许多看法。
中唐时期的文学家们也纷纷加入了拯救唐王朝的队伍中,从思想、政治、经济各个方面提出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意见,韩愈、白居易和元稹就是其中三位较有代表性的人物。
“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愈唐德宗贞元八年(792)举进士,步入政坛。历顺宗、宪宗、穆宗数朝,先后任潮州和袁州刺史,后又任京兆尹、兵部侍郎、吏部侍郎等要职。他以儒家的道统作为政治思想基础,反对藩镇割据。在经济上,他主张发展农业经济,提倡工商并重。他指出:“粟,稼而生者也。若布与帛,必蚕绩而后成者也。其他所以养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后完也 。吾皆赖之。” [3](卷12《圬者王承福传》)农业是人类生存最基本的养生之具,是人类的依靠,农业是韩愈推行政治理想的前提和保证。他认为:“人之仰而生者谷帛。谷帛丰,无饥寒之患,然后可以行之于仁义之途,措之于安平之地,此愚智所同识也 。” [3](卷14《进士策问十三首?其十》)只有农业丰收,老百姓无饥寒之苦,才能推行政治理想。
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生于唐代宗大历七年,德宗贞元十六年中进士,历任校书郎、翰林学士等职。宪宗时任江州司马、忠州刺史。穆宗时任杭州刺史,敬宗时又任苏州刺史,文宗时任河南尹。武宗会昌年间,改授太子少傅分司。由于在地方任职时间较长,他对农业的认识比较深刻,对农业的作用十分看重。他曾说:“一夫不田,天下有受其馁者。一妇不蚕,天下有受其寒者。斯则人之性命系焉,国之贫富属焉。” [4](卷63《策林二?十九息游惰》,P1311)按照他的理解 ,农业的发展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国家的强弱存亡。
元稹和白居易齐名,两人之间有许多交往的诗篇,被人称为 “元和诗体”。他生于大历十四年(779),十五岁就以明经擢第。宪宗元和初年以制举第一拜官。穆宗时曾任宰相,三月后出任同州刺史,又调任浙东观察使兼越州刺史。文宗时任尚书省左丞、武昌军节度使。元稹对农业十分重视,曾指出 :“农 ,天下之本也 。” [5](卷 45《裴武授司农卿》,P492)农业生产是国民经济收入的主要部分,因而是国家统治的根本。
三人生活于相同的时期,互相之间有一定的交往,不但文学成就较高,而且由于曾任高官,对农业生产都十分重视,都知晓农业生产对国家政权的重要性。处在中唐社会变革时期,三人对社会都有不少看法。重视农业生产的结果,使他们都对农业劳动力十分重视,比较关心中唐农业经济状态,并且提出了许多发展农业经济的方法和措施。
一、对农业劳动力流失的关切
重视农业经济,首先必须重视和保护农业劳动力。只有土地上有大量的农民在耕种,土地才不至于荒废,租粮才会按时收上来,而“耕者不多而谷有余,蚕者不多而帛有余”的情况,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3](卷14《进士策问十三首?其十》)。不过处于中唐社会动荡时期,农业的发展遭到了一定的破坏,大量小农离开了自己的土地。要尽快恢复农业生产,一个重要的做法就是要有效地保证劳动力在土地上的数量。然而,当时的情况却十分令人担忧。
对于这样的情况,韩愈看得十分清晰。他指出当时农民中的一些人不再从事农业了:“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3](卷11《原道》)士农工商四家外 ,唐代还新增出佛和道两家。这两种人不务农,不做工,却在消耗着社会的财富。这些人是从哪里冒出来的?韩愈认为他们无非就是从农业人口中游离出来的。其实他对这个问题看得很透,认为道家上不顾君亲,下不生子孙,简直是违反了人伦常理,他们不耕不织,但却要穿衣吃饭。他严厉地批评佛教:“佛法入中国,尔来六百年。齐民逃赋役,高士著幽禅。官吏不之制,纷纷听其然。耕桑日失隶,朝署时遗贤。” [3](卷12《圬者王承福传》)农民中的一部分人受诱惑成了佛教徒,他们庇荫在佛寺中,逃税不服徭役,使得农村劳动力日益流失,造成了“耕桑日失隶”的局面,对农业生产破坏极大。然而帝王们却没有很好地意识到这一现象,如唐宪宗照样敬信佛教,将佛教舍利从法门寺请到长安供人瞻仰,使得百姓“灼顶燔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唯恐后时,老幼奔波,弃其生业”[1](卷160《韩愈传》,P4200)。佛道不进行劳动生产 ,“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主张对他们要“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 ,明先王之道以道之” [3](卷11《原道》)。
文章来源:《农业经济》 网址: http://www.nyjjzzs.cn/qikandaodu/2021/0309/13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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