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与现实:中唐文学家对农业经济的关注：以韩 - 农业经济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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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与现实:中唐文学家对农业经济的关注：以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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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核心地区的农业经济遭到了严重地破坏，如河南地区战后惨不忍睹:“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棘，豺狼所嗥……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 ”[1](卷120《郭子仪传》，P3457);“洛阳四面数百里，州县皆为丘墟 ” [2](卷222上元二年三月，P7112)。中原地区大量百姓逃往南方:“自至德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

[1](卷39《地理志二》，P1552)战后长期的兵连祸结造成的社会动荡日趋严重，给社会政治、经济带来了极大地影响，同时对人们的思想造成了较大地震动。一些士大夫坐不住了，他们开始揭露社会问题，提出要进行经济改革，对唐代经济的恢复提出了许多看法。

中唐时期的文学家们也纷纷加入了拯救唐王朝的队伍中，从思想、政治、经济各个方面提出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意见，韩愈、白居易和元稹就是其中三位较有代表性的人物。

“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愈唐德宗贞元八年(792)举进士，步入政坛。历顺宗、宪宗、穆宗数朝，先后任潮州和袁州刺史，后又任京兆尹、兵部侍郎、吏部侍郎等要职。他以儒家的道统作为政治思想基础，反对藩镇割据。在经济上，他主张发展农业经济，提倡工商并重。他指出:“粟，稼而生者也。若布与帛，必蚕绩而后成者也。其他所以养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后完也。吾皆赖之。” [3](卷12《圬者王承福传》)农业是人类生存最基本的养生之具，是人类的依靠，农业是韩愈推行政治理想的前提和保证。他认为:“人之仰而生者谷帛。谷帛丰，无饥寒之患，然后可以行之于仁义之途，措之于安平之地，此愚智所同识也。” [3](卷14《进士策问十三首?其十》)只有农业丰收，老百姓无饥寒之苦，才能推行政治理想。

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生于唐代宗大历七年，德宗贞元十六年中进士，历任校书郎、翰林学士等职。宪宗时任江州司马、忠州刺史。穆宗时任杭州刺史，敬宗时又任苏州刺史，文宗时任河南尹。武宗会昌年间，改授太子少傅分司。由于在地方任职时间较长，他对农业的认识比较深刻，对农业的作用十分看重。他曾说:“一夫不田，天下有受其馁者。一妇不蚕，天下有受其寒者。斯则人之性命系焉，国之贫富属焉。” [4](卷63《策林二?十九息游惰》，P1311)按照他的理解，农业的发展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国家的强弱存亡。

元稹和白居易齐名，两人之间有许多交往的诗篇，被人称为 “元和诗体”。他生于大历十四年(779)，十五岁就以明经擢第。宪宗元和初年以制举第一拜官。穆宗时曾任宰相，三月后出任同州刺史，又调任浙东观察使兼越州刺史。文宗时任尚书省左丞、武昌军节度使。元稹对农业十分重视，曾指出 :“农，天下之本也。” [5](卷 45《裴武授司农卿》，P492)农业生产是国民经济收入的主要部分，因而是国家统治的根本。

三人生活于相同的时期，互相之间有一定的交往，不但文学成就较高，而且由于曾任高官，对农业生产都十分重视，都知晓农业生产对国家政权的重要性。处在中唐社会变革时期，三人对社会都有不少看法。重视农业生产的结果，使他们都对农业劳动力十分重视，比较关心中唐农业经济状态，并且提出了许多发展农业经济的方法和措施。

一、对农业劳动力流失的关切

重视农业经济，首先必须重视和保护农业劳动力。只有土地上有大量的农民在耕种，土地才不至于荒废，租粮才会按时收上来，而“耕者不多而谷有余，蚕者不多而帛有余”的情况，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3](卷14《进士策问十三首?其十》)。不过处于中唐社会动荡时期，农业的发展遭到了一定的破坏，大量小农离开了自己的土地。要尽快恢复农业生产，一个重要的做法就是要有效地保证劳动力在土地上的数量。然而，当时的情况却十分令人担忧。

对于这样的情况，韩愈看得十分清晰。他指出当时农民中的一些人不再从事农业了:“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3](卷11《原道》)士农工商四家外，唐代还新增出佛和道两家。这两种人不务农，不做工，却在消耗着社会的财富。这些人是从哪里冒出来的?韩愈认为他们无非就是从农业人口中游离出来的。其实他对这个问题看得很透，认为道家上不顾君亲，下不生子孙，简直是违反了人伦常理，他们不耕不织，但却要穿衣吃饭。他严厉地批评佛教:“佛法入中国，尔来六百年。齐民逃赋役，高士著幽禅。官吏不之制，纷纷听其然。耕桑日失隶，朝署时遗贤。” [3](卷12《圬者王承福传》)农民中的一部分人受诱惑成了佛教徒，他们庇荫在佛寺中，逃税不服徭役，使得农村劳动力日益流失，造成了“耕桑日失隶”的局面，对农业生产破坏极大。然而帝王们却没有很好地意识到这一现象，如唐宪宗照样敬信佛教，将佛教舍利从法门寺请到长安供人瞻仰，使得百姓“灼顶燔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唯恐后时，老幼奔波，弃其生业”[1](卷160《韩愈传》，P4200)。佛道不进行劳动生产，“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主张对他们要“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 [3](卷11《原道》)。

文章来源：《农业经济》网址: http://www.nyjjzzs.cn/qikandaodu/2020/1117/1173.html